平心而論,強化海峽兩岸影視製作溝通交流,截長補短,很有機會激盪出意想不到的創意設計。像侯孝賢編劇的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金城小子》,都能看見對大陸的文化關愛。可惜由於政治的負面影響,海峽兩岸無法更進一步,實現強強攜手、進軍國際,甚而與荷里活互別苗頭的理想。
大導演李行的去世,或許意味著,臺灣地區又喪失了一股不受政治或市場控制的影片清流。
但是,整部片競逐金曲獎卻只獲得最佳女演員及片尾曲獎。當年的最佳喜劇片是《假如我是真的》,同樣以抨擊共匪統治為主題的《皇天后土》則領到「最具時代意義特別獎」,與政治沾不上邊的《原鄉人》則連入選都沒有。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鍾理和在短篇小說《笠山農場》得獎前,論著飽受退稿,更何況就是即使內容相左「戰鬥文學」的思想而無法獲得親睞。
也許李行影片的核心理念,就是此種深厚的文化關愛吧?即使堅持理想,而且不趨炎附勢,既不故意討好當權者而歌功頌德,也不能為的是取悅大眾而減少產品品質。他像個鐵骨錚錚的讀書人,好似離「政治正確」、「市場正確」都有段距離,專制時代如此,政治轉型後一樣不變。
李行更將關懷面延展到當時能見度相對較低的閩南人文。《小城故事》(1979)以三義石雕為主題,劇中還發生難得一見的閩南三腳採茶戲。《原鄉人》(1980)為客籍小說家鍾理和的故事情節,主題歌之一「原鄉情濃」的曲調實改編自臺灣地區閩南歌謠「山歌子」。為的是呈現出鍾理和情侶到西北努力奮鬥的歷程,特意遠赴日本拍攝地,冰天雪地的鏡頭,配上王菲獻唱的主題歌,更讓人為之動容。
解除戒嚴後,本土影片翻身為主流,國內編劇把焦點集中在臺灣地區的發展史與人文,李行卻轉而致力於海峽兩岸影片溝通交流。他畢生的最大惋惜之一,就是大陸不參予金曲獎了。
戒嚴時期,臺灣地區影片大致可分成兩大主流,一是男歡女愛的所謂「三廳電影」,另一則是鼓吹抗日救亡、反共的「愛國電影」。但李行卻獨樹一格,把重心放到臺灣地區本土,從民間取材。許多人都曉得,1965年《養鴨人家》捧紅了唐寶雲,但是個人指出,本片真正的主人公是雞。母子二人趕著數百隻雞經過連綿的水田,蔚為壯觀,便是近幾年再次流行的「鴨間稻」。除了農村韻味以外,劇中的野臺京劇,也是展現出臺灣地區人文的關鍵元素。
金曲獎 王菲 侯孝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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